7、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三联书店，1985年版。

它以'可信的'和'深得众望的'公共意见作为自己的出发和归宿，以未必经过严格验证，而一般人都相信是正确的常识常理作为自己的推理基础。于是，以事物中的不确定性为研究基础、以将这种不确定性转化为某种意义上的确定性为己任的修辞学[8]P67，便有了存在、兴盛的现实基础，它在明确界定公共权力的界限、促进社会共识的形成、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推进法律决策的正当化等事项中，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因此司法者的思维过程就是以法律规定为大前提、法律事实为小前提，三段论式演绎推理得出判决结论。修辞技巧的使用确实有利于提高判决结论的可接受程度，但影响其能否被接受的主要因素还是判决本身是否合法、合理。[1]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像地震、台风等传统自然风险带给人类的威胁程度，已有所降低。[19]P224理性证立的要求是约束法官任意决策的有效方案，法律论证理论为此提供了一系列的程序性规则。价值判断是一种诉诸于个人尺度标准的行为，它"既不能够单纯通过经验的确认（自然主义），也不能够通过任何一种自证（直觉主义）来加以证立"[18]P195，而需要经过理性论辩才能加以证立。

尤其是在目前社会观念多元化的背景下，修辞是判决结论得出之后说服当事人和社会接受的重要手段，我们应当警惕法律修辞的使用也可能被用于掩盖司法不当行为。这种思维方式推动当时的科学技术快速发展，促进生产力的极大进步。百两以上，违三月，笞三十，每一月加一等，罪止杖六十。

所谓"详绎"，意即详细地演绎，实际上就是抄袭。有学者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称为公法文化[5]。在明清律典中，充分体现了这样的观念。实际上，在中国古代立法者看来，并没有什么公法私法划分。

"六律"与中央政府的六部是相对应的。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详细论述。

若于官私地内，掘得埋藏（无主）之物者，并听受用。明清律都是分为七个"律"，三十"卷（门）"，但条数不一。它的作用是弥补了正文因语言太简略而带来的缺漏，或消除由简约而产生的歧义。都只应负民事法律责任，不应受刑罚。

它在封建王朝政治中的重要性，有些象今天的制宪和修宪。很显然，它们是刑事规定的附属成分，因为从文字安排上看也是刑事的规定在前且文字多，民事的规定在后且文字少。三是刑部或律例馆根据司法实践中显露的法律漏洞拟出补充或解释性规范，报皇帝批准后颁行。明清律的基本结构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的法典编纂观念，稀少的民事规范在律典中杂附于刑法条文的存在方式反映了中国法律传统中民事问题刑事化的典型观念。

这是历史事实，是无法否认的。例如，明清律都规定："凡立嫡违法者，杖八十。

因此，国家在制定律典时，根本就没有只是制定刑法典的意思。但是，更多的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有私法。

清代一直采取律例合编的方式。在元代和此前的各朝代，并没有六部分律。中国传统社会特别注重制律和修律。这些附带规定所确立的民事规范，不过如下几条：(1)关于确立"长子"即"首席"继承人的顺序规定。(2)关于收养同宗之人为嗣子的规定。再以继承法为例，明清律典中仅有上例第(1)两项即关于立嫡即确立法律上的"长子"的规定。

结语 在这篇短文里，我仅仅对明清律典的结构体例及私法在明清律典中的地位作了一个极为简单的说明。至于在此外所有的犯罪条文前后为什么没有附加这样的民事性规定，那只能作这样的解释，即：那些犯罪的构成条件或"罪与非罪"的界限，在明清立法者看来是非常明确的，不需要附加相应的民事性规定去加以解释。

（二）律典文字中体现的民事规则，只是民事法律规范中的极小一部分，只是与国家要处罚的婚姻、家庭、财产、钱债、继承、收养等问题上的犯罪相关的那一小部分。（三）刑罚图和"比引律条" 明清律典在正文、律注、附例之外，还有几个重要组成部分不可忽视。

年月虽多，不过一本一利。如第一条例文："子贫不能养赡父母，因致父母自缢死者，杖一百，流三千里。

它们大多是在特殊的形势背景下为惩治特别类型的犯罪而创制。在明代，它叫"问刑条例"或"拟罪条例"。这种分类方法，与近代刑法按犯罪种类客体来划分分则的方法大为不同。其嫡妻年五十以上无子者，得立庶长子。

私法或民商法在明清律典中的地位，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去认识。所谓"名例"，全称应是"刑名和法例"。

即是说，民事法律规范在"礼"之外的最大存在方式就是"例"。（一）"名例律"和"六律" 明清两代律典总体框架是由"名例律"和"六律"构成。

那些民事规定显然是为了帮助人们理解什么是这8种犯罪，帮助我们明确"罪与非罪"的界限。(3)关于拾养弃儿的规定。

(4)关于典卖田宅业主无力回赎而致超过期限时承典人可以适当取得超期利息或适当提高回赎价格的规定。（五日）限外不送官者，官物坐赃论，私物减（坐赃）二等，一半入官，一半给主。"这条例文是对律条正文的补充，把表面上没有"违反教令"但客观上造成了与"违反教令"一样的后果的行为视同"违反教令"加重处理。因为"七出"（七种可以休妻的条件）和"三不去"（三种不得休妻的条件）在律典中并无直接规定，这些条件或要件都存在于"礼"中（后来有人加注于律文中）。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的律典中，刑事内容和民事内容当然是无法区分的。清初，仍有"集解"之名，但马上就取消了。

"[12]这一条，从文字数量上看，也许刑事性规定的文字并不多于民事性文字，但主旨仍然是刑罚之法。例如，明清律典的"得遗失物"条规定："凡得遗失之物，限五日内送官。

于是，在上述五部管理事务范围之外的所有危害人身、危害安全、危害管理秩序、危害财产的刑事犯罪及司法程序中的犯罪，统统被列入"刑律"之中。有些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中基本上只有公法（主要是刑法和行政组织法），没有什么私法。